Abstract
<p>朝鲜半岛地区作为在整个冷战体系下，唯一爆发过双方直接冲突的热战的地区，被广泛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竞争的核心区域之一。在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框架下，朝鲜半岛作为边缘地带，处于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的夹缝之中。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架构，观念处于首要地位。对于中国来说，对朝关系在情感地缘想象与共产主义规范下，其利益并不是基于理性计算的。而共产主义规范为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一个关于国家现代性与身份认同的主要规范象征。本文通过国际规范理论与“自我-他者框架”，对新中国以来的中朝关系进行分析，得出朝鲜“特殊关键他者”之定位。自中朝建交以来，在国际社会中，尤其是冷战后的西方社会，对于中朝关系的想象，往往将双方互相对对方都定位于一种特殊关键他者地位。朝鲜由于冷战后世界及半岛政治格局而不得不依赖中苏，但自八月宗派事件后，金日成为了巩固自身及“游击队派”统治，开始加强“主体思想”在朝鲜意识形态中的统治性地位，在政治上反对“事大主义”，在国内政治领域开始于中苏脱钩。冷战体系解体后，中朝之间的特殊关系虽然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朝鲜仍然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高度依赖中国。此种依赖性让西方社会将朝鲜与中国继续绑定在一起，再加之中朝“鲜血凝结的友谊”，使得中国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时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层面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转至“大国外交 大有作为”，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在东北亚问题上，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构建被中朝关系所掣肘，因而中朝关系必须要进行调整以摆脱朝鲜在东北亚战略上的不良影响。但是朝鲜无论是作为唯一的军事盟友、重要地缘政治缓冲带，还是中国民间舆论中的“血盟盟友”，都决定了在调整对朝政策之时必须要慎重，要在维持朝鲜半岛局势稳定的前提下让朝鲜经济快速发展，以便我国进一步贯彻东北亚战略，促进中国进一步构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p>